辛亥年的福州记忆
——为《闽都文化》而作
那年辛亥，今年辛卯，从猪到兔，时光跑过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福州人林觉民与同盟会员在攻入广州总督衙门时卷入巷战不幸中弹就擒。数日之后，经过轮番审讯始终不肯屈服的他，终于还是再一次“让子弹飞”入自己的心脏，饮下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悲壮的段落。
辛卯年的春节，我写这篇文章时，距林觉民遇害一百周年还差三个月时间。福州的林觉民纪念馆，我只去过一次。记忆中的这座清代中叶的建筑，端进来的就是这位年仅24岁的辛亥革命志士的魂灵。
辛亥革命是我一直不敢触碰的题目，因为总觉得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是个庄严的符号。可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成为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题目，无论怎么研究，似乎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有历史学者终于提出了疑问：一个事件，过去了一百年，我们究竟都拎清了些什么？
我试图在那里面穿越一些事件和人物。这种信心来之于我的某些困惑。我知道，触碰历史是要有勇气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解读，并不全都来自外在的力量，更多的情形下是来自自我内心的宗教。在酝酿写作这篇文章的那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在午夜的幽暗里不断地醒来，不断地被一些人物和事件困扰着。
林觉民，是我躲不开的、肯定要触碰的人物。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侯官人。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这座清代中叶的老房子里，其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个秀才，祖父是个举人。
林觉民死后葬在广州的黄花岗荒丘。在黄花岗72位起义烈士中，福建人占了23位。其中家住福州市区的10位，有7位乃曾经留学日本的学生，号称“十杰”，牺牲时都很年轻，8位年龄在25岁以下。林觉民生前在72烈士中的地位其实不是最高的，在福州“十杰”中位居第三，排名在林文、方声洞之下。但他的知名度却是第一，乃由于他的《与妻书》。
《与妻书》是林觉民在广州起义前三天（阳历1911年4 月24日）深夜写给陈意映的。其时，他从广州来到香港，住在临江边的一幢小楼上，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的志士。夜阑人静时，想到即将到来的生死难卜的起义以及自己的龙钟老父、弱妻稚子，他思绪翻涌，不能自已，彻夜疾书，分别写下了给父亲的《秉父书》和给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作为诀别。天亮后他把这两封书信交给一位朋友，说：“我死，幸为转达。”
林觉民在《与妻书》的第一句里告诉妻子“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信中他呼唤了爱妻四十九次，那句最能体现侠骨柔肠的“意映卿卿如晤”——后来不知为多少人不敢轻易触碰的字眼，生生征服了多少天下儿女英雄气！为意义而生，“为天下人谋永福”，在这封被称为“死亡之书”的信里，征服的难道仅仅是那种寸草芳心么？由此，我不得不重读《与妻书》。我想，林觉民在那里面透露的终究是一种经验生命的方式，就像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关于死的临别赠言里的那一句：“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与妻书》成为了辛亥年福州的一个重要的记忆。这对夫妻的出演，是这个世界“生动的在场”，无论是幸福的忧伤，还是热烈的孤寂，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都在触碰着我们的心灵。《与妻书》显然提升了林觉民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形象糅合了侠肝义胆和儿女情长，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肯定是个异数。正因如此，他才敢于惊扰大清王朝，也才敢于从容慷慨赴死。24岁的成熟的生命，镶嵌了一段问心无愧的历史。我突然想到，历史，近代那段惊涛骇浪般的历史，究竟是撕裂了这位男子，还是成就了他的一切？
问题必须回到辛亥革命这个符号性事件上来。
有历史学家指出，过去谈辛亥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符号性就是官逼民反。其实，辛亥革命并不是因为社会动荡或民不聊生，辛亥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是相当安定的。有资料显示，辛亥前一年全国民变大约一万多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根本就谈不上天下大乱。那些如同茶杯里的风暴的小骚乱，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辛亥年为什么会有革命呢？一句话，就是要变革。对于处在摇晃中的中国来说，辛亥革命有两个重要的主旋律：一是立宪，一是革命。立宪这事是连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赞成的，更何况满臣中的佼佼者如端方、那桐和良弼之辈。除了立宪，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年之前就已经点燃起“星星之火”，可惜没有成为气候。当年唯一接近成功的革命，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事件。暗杀没有成功，却埋下了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伏笔。大清王朝的历史实在是有着太多的窟窿，任怎么弥补都无法收拾。孙中山在广州起义之前策划了九次起义，均告失败。屡战屡败的经历，让他无法就此罢手，结果是屡败屡战。最终，广州起义仍然再度受挫，而且是极其严重的受挫。林觉民就在这最后一次起义中沉没了。他被无情地撕裂了。
林觉民的沉没是辛亥年知识分子的宿命。一个自小就高喊“少年不望万户侯”的书生，他的桀骜不驯和离经叛道，最终注定是要被历史“宿命”的。然而，林觉民们无论是被历史塞进了哪个角落，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关注的。林觉民就义后的第二百四十九天，民国创立。革命突然成功，清室轻率逊位。我不得不想起辛亥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武昌起义。
与广州起义不同的是，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是“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政府强行接收商办铁路。实际上，起义的根本原由是立宪主旋律的变调。在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立宪的事交到了少不更事尚不满三十岁的当家的满人亲贵那里。他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大搞皇族内阁，不断地换掉汉人官僚，立宪一下子变了味。立宪派和革命党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发动了起义。为什么选择武昌呢？在于湖北是保路运动的中心，加上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汉人，而是胆小怕事的瑞瀓。那晚炮声一响，蜷缩在总督府的瑞瀓慌不择路，当即扑倒在地，随后命人挖开后花园的狗洞钻了出去，溜到“楚豫号”兵舰上，做出一副随时准备逃窜的样子。瑞瀓的团队顿时群龙无首，起义一下子成功了。
武昌起义距广州起义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从表面上看，这二者之间着实没有什么递进性的历史关系。然而，立宪和革命的主旋律显然是这两个起义的共同的背景。问题是武昌起义的瑞瀓跑了，几乎所有人都上了造反的“贼船”，就连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曾经留学日本的大士绅汤化龙也欣然“归逆”。这就促使已经被满人伤透了心的袁世凯，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力挽狂澜，风雨飘摇的王朝最终是坍塌了。而广州起义的枪炮声响过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依然在发号施令，依然在审讯林觉民们。即便起义当晚，张鸣歧得到密报之后慌忙躲入内室，但四周的伏兵为同盟会设下了重重的圈套，清廷的政治系统虽遭重创，而既定的格局并没有被骚乱打破。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这一场“出师未捷，埋恨千古”的起义时说过，“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已成”。广州起义的确有点像即兴式的行动，而武昌起义倒像是经过了深谋远虑和精心策划的一场主打战役。
辛亥年的这两场起义为共和政体开创了“新秩序”，令人激进，也令人担忧。民国建立，并非万事大吉。民国办不好，在于没有创立一种稳定有力的民众最需要的宪政民主秩序。像袁世凯这样的强人，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也让他举步维艰，最后居然出了称帝的下策，给了反对他的势力一个最好的借口。新政权既失去了旧朝廷的威信，也没有获得现代国家的威权。世道混乱，无明白事，却有糊涂人。正如当时的儒者梁济所说，“四万万人终日昏昏梦梦，上自政府，下逮国民，不知所为何事”。
辛亥年的革命成为了一百年来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标志在于推翻了千年帝制，建设了民主共和。当今天我们郑重地歌颂它的绝对的正当性、郑重地反思它的不彻底性之后，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事件，过去了一百年，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反思的理性并不来自外在的力量，而是产生自我们内心的自我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把辛亥革命当作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去拎清一些问题和关节。
辛亥年的革命对于福州肯定是个不可磨灭的记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福州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清新军第10镇统制孙道仁、第20协协统许崇智等高级军官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同意参加反清起义。辛亥年农历九月十五日，黄乃裳、林思琛、程拱宸等同盟会方面的代表与新军在台江会议决定：以孙道仁为闽都督，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驻福州的新军，于农历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福州起义究竟打开了什么样的命运的枷锁，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谈论清楚的。然而至少有一点，福州在近代史上的记忆从来不是苍白的，福州人的林觉民在辛亥年的历史中所占据的位置也是不可动摇的。
南帆在《辛亥年的枪声》里诠释了枪声的意义。辛亥年那些密集的枪声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历史，枪声就成为了一种永远。其实，枪声在辛亥年甚或于那些个年代里，都是一种意义的象征，它演绎了历史的一种原罪甚至是某些可笑之处。记得读张鸣的《历史的底稿》时，读到其中一段晚清军队“不瞄准就乱放枪”的史实，不禁惊骇。晚清年间的洋枪队，从买来第一杆洋枪到一板一眼地练习瞄准射击，竟然延宕了六十年。从庚子年攻打使馆区，到甲午年中日对阵，再到驱逐张勋的辫子军，都是“天空中弹飞如雨，阵前弹孔全无”。士兵们样子摆足，争先恐后地放枪，子弹打完了，便撒腿就跑。于是，历史书留下了“每战必败”的耻辱。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曾戏言：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朝天射击可以作为造势的仪仗。晚清中国军队的笑话，毕竟不是艺术。然而艺术却可以这么“做”的。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影片《记忆碎片》，开头的一段镜头，一张立拍的照片随着手的甩动，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先死了才拔出枪。一组倒放的镜头，以及接下去按照通常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情节，把人们带进了一种记忆追溯之旅。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还原出来的应该是真相。艺术则可以做逆向的叙述，从而帮助我们随着碎片记忆，去寻找我们需要寻找的过去，或许是生活，或许是生命，或许是更多未知的东西。正如博尔赫斯在《循环的夜》里说的：“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第二次循环中回来，就像循环小数那样重复；可我知道一个毕达哥拉斯的黑暗轮回，一夜一夜地把我们留在世界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就是历史，也是记忆。过去读历史，常常读出一堆糊涂帐。比如南明的历史，几个小朝廷旋起旋落，时而金戈铁马，英雄自夸击断；时而银笙玉笛，丽人空怀国恨。这些，从明清笔记小说和《上下五千年》中只能略窥一斑。惟顾诚先生所著《南明史》，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细致的考证开阔了学人的眼界。对这段历史，有一个词概括得极为恰当：血色残阳。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写过“垂杨小院秀帘东，莺阁残枝未相逢。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的诗句。自古以来，桃花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多象征风尘轻薄，“癫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当年远嫁鲁国的文姜唱着“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向她的老哥齐襄公暗送秋波。后来两人日臻情好，使得齐襄公竟设计杀了自己的妹夫鲁桓公。由桃花引出来的意象，同样是酿成了一场血色残阳。
这里可能扯远了。其实，历史记忆往往都是在一片血色残阳之中才可能看得更加清楚。辛亥年事件强烈的符号性，让我们无法逾越的，最终还是那种“集体无意识”。有学者尖锐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命运的无奈，谁叫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时候，中国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呢？这话说得像穿刺般一样深痛。
无论如何，辛亥年留给福州的记忆，除了林觉民，当然还有那些最终让我们明白的东西。这也就是我愿意在今天去触碰它们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将来有可能从我脑际轻轻淡出。
